2012年11月发表《幸福“演义”》，报道了央视“你幸福吗”事件的来龙去脉
第一次抵达梅地亚大楼央视新闻中心地方部办公室时，“你幸福吗”幕后策划张宇珺和她的两个同事正在接受另外一家杂志的采访。桌子上放着橘子瓜子，气氛轻松。这个办公室估计从没这么热闹过。
张宇珺的这个部门已经承担“走基层”节目制作有一年多，却因为“你幸福吗”骤然走红，让这些幕后人员也有些措手不及。
做节目的大多是年轻人，他们和记者一样，也对这次事件感到饶有兴趣，甚至疑惑，“我姓王，我姓李，我姓张的很多，不知道怎么，姓曾的就火了。”
并非一场“荒诞秀”
成都市浆洗街，摊贩云集，央视记者姚华走到一个小贩面前，伸出话筒，用普通话问了一句：“你幸福吗?”小贩一呆，大喊一声：“城管来了!”浆洗街顿时炸了窝。
“你幸福吗”在网络上走红，伴随的是各种讽刺、调侃和质疑。我也第一时间在微博上看段子，在网上看视频合集，第一反应也是笑，感觉很欢乐。第二反应是，央视怎么了?
经过一番“拷问”，我发现事件的幕后炮制者们也在纳闷。这间平常中规中矩的小办公室，长期以来负责制作各种“走基层”节目。
“走基层”是什么节目形式?也没人说得清楚，常规还是讲述一个个基层小人物的感人故事，穿插在央视新闻频道的日常新闻节目里。这种节目可以说是“毫无存在感”。
在几天的采访轰炸中，张宇珺他们慢慢总结出一些“节目火了”的原因：节目形式新鲜啊，拍摄时保留了反应前后的闲笔啊，更重要的是，回答问题的人都不是提前找好的，镜头记录下他们的第一反应，不管是惊讶、抵触，还是笑个不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真实呈现。
而当这种未经加工、甚至带着调侃味儿的反应被呈现在《新闻联播》这一平日里无比庄重的节目上时，就像平静的湖水上被丢了一颗大石子。
网络上的暴风骤雨，和实际生活中的坚韧承受，也许正是很多中国人的两面。
成都市浆洗街，摊贩云集，央视记者姚华走到一个小贩面前，伸出话筒，用普通话问了一句：“你幸福吗?”小贩一呆，大喊一声：“城管来了!”浆洗街顿时炸了窝，所有小贩一路狂奔一路大声转告。姚华与摄像扛着机器猛追，气喘吁吁解释：“哎，我不是城管，我只是想问问你们幸福吗?”……
这个颇像周星驰电影喜剧片段的场景也发生在“你幸福吗”调查过程中，这类中国社会中随处可见的黑色幽默，“欢乐”之余更多无奈。
“你幸福吗”事件，像是一次从策划到演出都懵懂荒诞的生活秀，其实不是。
隐秘话题的“幸福”
“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场景。”
说起节目的缘起，其实一点儿都不传奇。
今年的国庆节前连着中秋节，央视地方部也想制作一组不同往日的假日特别节目。新闻中心副主任杨华拿了两个片子过来，说可以借鉴一下，是《纪事》的2004年、2005年的两个片子《你想要什么》和《幸福在哪里》。一看，“原生态”的“海采”，挺有新意!那就试试吧。
9月20日，张宇珺先找了一些地方站的记者出去采访时顺便帮忙拍几段，看看效果。第一批回来的素材让人大失所望：记者还是端着架子，或者把片子“剪得太干净”，完全不符合预期。
于是再发回去重拍，要求每个记者领会《你想要什么》和《幸福在哪里》的精神，“不要刻意去找你想要的，而要去发现让你意外的”，“所有的回答都是我们想要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回答问题的状态和场景。”
怕“脑残”等字眼太刺激，刚开始向这些记者编辑们提问的时候，我还小心翼翼。嗑着瓜子儿喝着茶水，聊了一个多小时后，大家还都是笑嘻嘻的，有的人甚至笑红了脸。而我一问他们，“你幸福吗?”几位不是低下头剥橘子，就是直摆手说忙得没想过。
同样，一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会连忙顾左右而言他。“幸福”，在羞于表达情感的中国人眼中，仍然是个隐秘的话题。在每天粗线条的奔波中，谁好意思问自己幸不幸福呢?
但这个问题被“官媒”问起来，竟一石激起千层浪。不过，与网络上的爆发不同，实地拍摄的记者们并没有遭遇过多火药味强烈的“吐槽”。
拍摄“接受你采访，队被人插了”的插队哥的，是一个叫谢岩鹏的年轻河南记者。他拍了上百个人，自己也感受颇深，深情总结“小的时候觉得幸福很简单，长大了觉得简单很幸福”。
让拍摄“我姓曾”的曾哥的女记者詹晨林最感动的，其实是地铁施工现场，讲述自己从三峡库区移民、下岗、出来打工历程的建筑工人。
时代的个体命运
尽管人们无法精确描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梦想成真，但这些人应该活在一个富足、自由、平等、民主的社会，有权利去决定一些事情，可以担负起责任来。
2012年，央视的“你幸福吗”调查创意，来自央视《纪事》栏目程勇2004年、2005年创作的两部纪录片《你想要什么》和《幸福在哪里》。走上街头，在城市十字路口、乡村婚礼现场、开往新疆幸福滩的大巴上，突然向一个个中国人发问，“你想要什么”，“你幸福吗”。
而这个创意，更远一点，来自波兰导演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于1979年的实验短片《谈话头》。
《谈话头》像一盏启明灯。
2003年，在《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中，《谈话头》的几个片段一下子就抓住了程勇的心。当时，还在《纪事》栏目做编导的程勇已经不满足于制作一个个的小故事，他想拍出更深刻的纪录片，更能关注这个时代的普遍问题和人们的精神状态的片子。
2004年底，冬天，程勇开始发动几路编导拍摄《幸福在哪里》，他想要通过“幸福”这一载体，去叩问当下中国人的精神状态。当时也有很多“神回复”，回来看素材，办公室里，大家的第一反应也是笑。
当时的制片人陈虻一句话制止了笑声：“你们笑什么?这些人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他们这个问题，他们也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这次采访，让我认识了一个帅老头，基耶斯洛夫斯基，当然，是通过他的纪录片和有关他的传记片。2012年中国媒介引发的这次事件的缘起，说得远点，祖师爷就是这位波兰老爷子。
基耶斯洛夫斯基，就是拍《维罗妮卡的双重生活》和《红白蓝》三部曲的那个，他是波兰二战后第一批著名影人。很多人不知道，在故事片之前，早期的他拍了不少实验性的纪录片，包括从洛兹电影学院毕业时的毕业作品《洛兹小镇》和1980年完成的《谈话头》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波兰一片萧条，经济积重难返，政治氛围压抑，基耶斯洛夫斯基将镜头对准了他所生活的小镇，小镇上疲惫、空虚、迷茫的一张张脸。他希望以纪录片为武器，记录下这个时代的个体的挣扎。
《谈话头》是25分钟的黑白纪实片，有郑重的音乐和严肃却诗意的氛围。我惊讶的是镜头前的波兰人的回答，想要民主和自由，想要生活在真实中，想要世界和平，想要波兰和世界人民免受屈辱，只有酗酒的工程师才会说：我很好，我什么都不需要。大多数的回答都显得格外勇敢、理想主义，镜头前的人们表情真诚甚至庄重，与我们的形成反差。
“那是1979年，我相信，出现在电影中的40个人的表情，可以描绘出一个时代人的普遍心理状况。尽管人们无法精确描述他们想要什么，他们不相信他们可以梦想成真，但这些人应该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社会，有权利去决定一些事情，可以担负起责任来。”基耶斯洛夫斯基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