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能成立吗？

“中国哲学”能成立吗？ 这本来是一个老话题了，可是迄今为止还远远不能说就已经解决了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思想中有无‘哲学’，始终是萦绕在国际学坛的一个大大的疑问，而国内学术界亦多有附和者”；这是一个“关涉到‘中国哲学’的合法性”的问题。这就严重了，严重到了要砸掉我们这些以研究中国哲学为职业的人的饭碗的地步！

一

我们当然是不同意这种论调的。何以见得？因为当人们提出“中国有没有哲学”这样的问题时，他们的提问本身就存在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哲学”概念，其实往往就是西方的哲学概念；况且西方的哲学范式本身也不是那么单一的，而提问者所认同的往往只是西方的理智主义传统的哲学观念。然而这样的理解是远不足以概括“何谓哲学”这个问题的。这才是问题的要害所在。

我们知道，胡适是一个西化派；但当他写《中国哲学史大纲》时，显然是肯定中国有自己的哲学的。关于“何谓哲学”，胡适在该书中开宗明义便界定说：“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哲学的定义之多难以记述，胡适的这个定义今天看来还是相当不错的。根据这个定义，中国传统思想中当然是不乏“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的。但是，在“今天如何处理中国传统哲学”这个问题上，也有些问题值得商榷。一种常见的情形就是以为：假如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从根本上着想”的东西选出来，用现代哲学的理论系统的形式来叙述它们的内容，似乎这就是“中国哲学”了。所以冯友兰先生就说过：“所谓中国哲学者，即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其实这仍然是一种“以西律中”的做法。

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叫做“从根本上着想”？这是一种比较模糊的说法。按冯友兰的提法，“哲学是说出一个道理来的道理”。这个“道理的道理”的说法却很别致，但也颇费猜详。是否“研究人生切要问题”便是说出“道理”，“从根本上着想”便是说出“道理的道理”？这仍然不能解释我们对“从根本上着想”的疑惑。不过我们知道，冯友兰先生的思想是来自西方新实在论的，按照这派哲学，“说出道理的道理”其实就是逻辑。可不是吗？讲任何道理，都得用逻辑这个道理。这当然未必符合胡适心里所想的“从根本上着想”的意思，胡适所推崇的哲学方法被概括为“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不过这“求证”的途径却有两条，一条是经验证实，另一条就是逻辑证明。所以，把他们二人的共同点提出来，似乎哲学的标准确实就是逻辑。

我们姑且承认这种西方逻辑主义的哲学标准，那么“中国哲学”还能不能成立？显然，这取决于中国传统思想是不是有逻辑性，是不是“合乎逻辑”的东西。无可否认，中国人自己没有发展出像西方逻辑学那样的玩艺。但如果据此就断定中国古人的思想不合逻辑，那肯定是荒谬的，因为这就等于说，在最早建立西方逻辑学的亚里士多德以前，希腊人的思维是不合逻辑的。这显然很荒谬。打个比方，告子说过：“食、色，性也。”吃和性都是人的本性。难道在没有出现食谱之前，人都不吃食物？在没有建立性医学以前，人都没有性生活？孟子说过：“心之官则思。”思维是心（脑）固有的功能，也是人的一种本性，我们也可以说，思者，性也。而思维就有逻辑，因为所谓逻辑也就是思维的客观规律，它是客观存在的，是思维所固有的。而逻辑学不过是对思维规律的理论总结，而非人所固有的思维规律本身。因此，难道没有逻辑学就没有合乎逻辑的思维吗？如果说中国古人的著作没有逻辑，那么甭说外国人、甚至现代中国人也都不可能理解它们了。然而事实却是：我们能够理解它们。其原因很简单，我们跟它们的作者有同样的思维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