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讲话”与重塑社会主体
1、《讲话》是针对来自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提出“工作对象问题，就是文艺作品给谁看的问题”：“在上海时期，革命文艺作品的接受者是以一部分学生、职员、店员为主”、“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者，是工农兵以及革命的干部”，国统区是以小资产阶级和白领为主，根据地则是工农兵和干部为主。前者是中国的少数，后者是中国的大多数(90%)，“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兵士和城市小资产阶级。”
2、这样两种主体对应着双重空间：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从亭子间到革命根据地，不但是经历了两种地区，而且是经历了两个历史时代。一个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个是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的新民-主义的社会。”
3、当下社会的阶级分布也是小资和白领等中产阶级，和包括农民、(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在内的弱势群体。前者是市场经济内部的主体/消费者，后者是放逐在市场经济之外的“生产者”，前者是大众文化的消费主体，也是预想中的社会主体。
4、新世纪以来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找到了社会和市场的主体就是以小资、白领为主的中产阶级及其新富阶层。社会的主体与客体分别是中产阶级和弱势群体。体现在：几个电视栏目：“对话：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新闻调查：我一直在飞”;“我建议：让讨薪不再艰难”，“我们”是主体，在“让讨薪不再艰难”中就出现了缺席，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谁”让呢?是“我们”，是这些有良知的中产阶级，大爱精神、爱的奉献也一样，“谁”在奉献呢?
5、新革命历史剧是新世纪以来最为重要的大众文化现象。八-九十年代，革命故事很难被讲述，尽管进行了很多尝试，如领袖人性化、日常化(《开国大典》表现主席的儿女情长)，《焦裕禄》、《离开雷锋的日子》、《黄色绝恋》、《红色恋人》都是尝试，一个是苦情，一个是“离开”雷锋，一个是外国人的视角，把革命故事变成他者眼中的故事。新世纪以来不仅主旋律《长征》等获得高收视率，而且《激-情燃烧的岁月》、《亮-剑》等民营公司投拍革命剧，肯定有市场，肯定获得市场内部的中产阶级的认同，或者说转化为了一种中产阶级可以接收的革命故事。
6、有两类革命历史剧，一类是2002年《激-情燃烧的岁月》、《历史的天空》、《亮-剑》、《狼毒花》，是一些石光荣、姜大牙、李云龙、常发式的“泥腿子将军”，他们永远打胜仗，娶一个小资女人，但他们是成功者，是资产阶级主体(《亮-剑》到《闯关东》，常胜将军变成了白手起家的民族资产阶级)，大国崛起的主体，就是这种资本与国家的认同(国有企业所象征的国家资本和民营企业与国家的合谋)，还有《长征》、《恰同学少年》、《红色摇篮》中的中青年毛泽东，受到排挤的毛泽东，越挫越勇的毛泽东，毛泽东作为领袖是历史中的成功者，所以中产阶级也可以分享毛泽东的故事。包括国产大-片，《英雄》、《夜宴》、《黄金甲》也是对王权的认同，资本与权力的合二为一。
7、第二类就是谍战剧，大概是从2006年《暗算》(最早可以是《誓言无声》)开始火，到2009年《潜伏》，电影《风声》、《秋喜》，当下的《东风雨》，与泥腿子将军不同，钱之江、余泽成是无名英雄，而且是有修养、教养、信仰的知识分子形象。有三个特点，一是间谍变成了一种职业，职业伦理，潜伏变成办公室故事;二是这些是中产阶级主体，余泽成对翠萍(游击队长)的改造，使翠萍失去了行动能力变成中产阶级主妇;第三这是些有信仰、有理想的人，有趣的是，不仅他们有信仰，而且国民党特工也有信仰，国共都有信仰，与50-70年代的男英雄和女特务不同，变成了英雄心心相惜的国共兄弟情，信仰被抽象和中空化了，这种信仰可以是大爱、人性也可以是忠于职守的工作等等。
8、当下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市场内部的中产阶级主体的故事与弱势群体或底层的故事结合起来，危机时代是一个契机，把小资产阶级也变成了蚁族和蜗居，变成了第四大弱势群体，让这些白领意识到如果不反思社会结构，自己也和弱势群体一样，是要市场和资本所抛弃的。不仅从“房主”变成“房奴”，而且变成想做房奴而不得。
9、“不需要从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听那些早已听厌了的老故事，他们希望革命根据地的作家告诉他们新的人物，新的世界”。
“到了革命根据地，就是到了中国历史几千年来空前未有的人民大众当权的时代。我们周围的人物，我们宣传的对象，完全不同了。过去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